王国维纪念碑碑文拓片（局部），拓片现藏于清华大学档案馆。
编者按
“鸦片战争”之后，封闭的国门轰然洞开。1898年5月，维新改革如火如荼，张之洞写《劝学篇》，在其“外篇”中的“设学”一节提出了“旧学为体，新学为用”；1921年梁启超写《清代学术概论》，把张之洞的原话改写成了著名的“中学为体，西学为用”。“五四运动”之后，1922年北京大学成立“国学门”，1925年清华大学成立“国学研究院”。在改革开放蓬勃深入几十年后，“国学热”又一次在全国上下掀起。
我们以上所叙述的“国学路径”表明：现代意义上的“国学”（梁启超和黄遵宪在1902年通信中最先使用），是在东西方文化交汇和冲撞最激烈的时节兴盛起来的，是中国学人面对西方文化时对自己文化的一种学术整理和思想反思；这样的“路径”同时告诉我们：“国学”研究的逻辑起点应该是东西方文化的交汇点和冲撞点，而其研究视野也应该是在东西方文化交汇和冲撞下的全球文化背景。
“清华国学研究院”无疑是其中的一个典型案例，对于今天的国学研究仍然具有借鉴意义。本刊对这个“典型案例”心仪已久，曾经反复策划，多次调焦，最后在报社物色合适记者，又经编辑和记者反复琢磨，精心修改，终于能以此面目奉献给读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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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25年~1929年，中国近代学术史时间轴上的这4年，曾经因“清华国学研究院”的出现，熠熠生辉。研究院坐拥声名显赫的导师—— 梁启超、陈寅恪、王国维、赵元任、李济，输出74名毕业生，之后大多都成为国内文史领域的专家。
在一个转型时代的历史节点，清华国学研究院抓住了清华“改大”的契机，吸纳最顶尖的师资力量，结合中国旧日书院与西方的导师制，以贯通中西的思维教导学生，开辟了一片学术的世外桃源。
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存在很短促，仅仅写下了4年的时间刻度。1925年9月，清华国学研究院开学，1929年6月21日，清华由留美预备学校向独立的完全大学转型，国学研究院结束。之后清华创办与大学本科衔接的多科研究院。
但清华国学研究院4年之生命力不容小觑。它定义了何为“国学”，实现了中西方人文精神与理性精神的完美契合；它培育出的新一代学人，一直为中国思想界持续“供血”。时隔近一个世纪，我们依然愿意反复书写，时时重温。
清华“改大”，国学先行
冯友兰曾总结：“到了20年代，清华学校的人们，在校内自动改制，废除了留美预备学校的旧制，建立正式现代化的大学新制，并且设立了国学研究院，体现了新文化运动的精神：学术第一，讲学自由，兼容并包。”
清华创办国学研究院，直接原因是“改大”，即原本作为留美预备学校的清华学校，要着手筹备改办大学。
1919年五四运动时期，清华师生强烈要求“教育独立”“学术自由”“改良清华”。在校内外舆论压力下，1920年，校长张煜全设立“大学筹备委员会”，“以办中等科之力量经费，改办大学”，1920年起停招中等科一年级新生。
于1922年10月被任命为署理校长的曹云祥，积极推进“改大”。他在《改良清华学校之办法》里表示：“清华不改大学，则落于人后，不得并驾齐驱。”
《清华国学研究院史话》指出，1924年，清华学校校务会议通过了《清华大学之工作及组织纲要》，在筹建大学部的同时，筹备创建研究院，“备清华大学或他校之毕业生，对特种问题为高深之研究”。
与此同时，校内外持续有声音强烈呼吁清华增强国学教育。彼时北京大学已创建研究所国学门，梁启超、胡适等人也明确建议，清华应当开展国学研究。
结合本校情况和国家文教事业需要，清华校务会议多次研讨后，决定研究院先设国学门一科。吴宓在《清华开办研究院之旨趣及经过》里提到，原本清华是打算开设多科研究院，但因为经费问题，只能先办国学一科。
清华国学研究院时间轴自此启动。
1925年2月12日，清华正式委任吴宓为国学研究院筹备处主任，派卫士生佐理研究院筹备事务。
当时，胡适担任“清华大学筹备顾问”，曹云祥向他请教该如何办好研究院国学门，并希望胡适能来担任导师，主持研究院。但胡适表示：“非第一流学者不配做研究院导师，我实在不敢当。你最好请梁任公、王静安、章太炎三位大师，方能把研究院办好。”
1925年2月13日，吴宓拿着校长曹云祥的聘书，来到北京地安门内织染局10号——王国维的住处。作风传统的吴宓，见到王国维，先恭恭敬敬鞠了三个大躬，之后说明来意。王国维后来对吴宓说，其实内心本不愿意到清华任教，见他执礼甚恭，大受感动，才受聘。
10天后，吴宓又马不停蹄赶到天津，拜见梁启超，对方态度是“极乐意前来”。梁启超的三个儿子都是清华学生，他本人亦是清华的“常客”，数次在校演讲，并于1922年起常来清华兼课，担任国学讲师。
而之后受聘的导师赵元任、陈寅恪、李济，则都是吴宓的哈佛大学“朋友圈”中人。尤其是陈寅恪，虽不曾拿到文凭和学位，但其通晓二三十种语言，史学造诣极深，因而得到吴宓和梁启超的鼎力推荐。
冯友兰评价吴宓，他这一生一大贡献就是把王、梁、陈、赵4人请到清华任导师，而吴宓本可以自任院长，却只承认是“执行秘书”，这是极为难得的。
中西通才，世界眼光
上世纪20年代初，围绕“国学书目”，还引发过一场“神仙打架”。
1923年，胡适应《清华周刊》记者的邀请，为即将赴国外留学的清华学生列出“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”。他开出的书目分为“工具”“思想史”“文学史”：工具书包括《世界大事年表》《佛学大辞典》；思想史书目以先秦诸子、佛经、理学为主；文学史书目有78部，“历来被视为俚俗低下的元曲、杂剧、传奇、话本、小说也占据了近一半的篇幅”。
梁启超无情批评胡适开列的书单“文不对题”，且竟然没有史书，“不见《尚书》《史记》《资治通鉴》的踪影”，梁启超认定，“史部书为国学最主要部分”。
如何定义“国学”，如何为学生讲授“国学”，成为清华国学研究院首要确定的核心办学方向。
在《清华开办研究院之宗旨及经过》中，吴宓明确指出：“惟兹所谓国学者，乃指中国学术文化之全体而言。而研究之道，尤注重正确精密之方法，并取材于欧美学者研究东方语言及中国文化之成绩，此又本校研究院之异于国内之研究院学者也。”
由此可见，清华国学研究院所倡导的“国学”教育，不是对“西学”的抵抗，而是让中西文化在此得到充分交流和融合。
现任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的陈来，在《“中国主体世界眼光”——谈清华大学的国学研究》中指出，近代以来，“国学”概念的使用有不同的用法，吴宓的提法代表了当时多数学者的用法。“清华国学研究院对‘国学’和国学研究的理解，始终是把国学作为一种学术、教育的概念。在研究方法上，则特别注重吸取当时世界上欧美等国研究中国文化的成果和方法。”
陈来表示，老清华国学研究院以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为本色，但从一开始就是追求创新和卓越的，“学术追求指向的不是限于传统的学术形态与方法，而是通向新的、近代的、世界性的学术发展”。
清华国学研究院里的导师们，无不是用新的方法、路径去研究传统学问，因而做出很多突破性贡献。
例如王国维认为，中西二学盛则俱盛，衰则俱衰，风气既开，互相推助，“且居今日之世，讲今日之学，未有西学不兴，而中学能兴者；亦未有中学不兴，而西学能兴者”。
陈寅恪授课特点是“广征博引、中西融会”。由于通晓二三十种语言，讲授“西方之东方学之目录学”时，提到某国学者及其著述，陈寅恪甚至会熟练用该国语言来讲述。
赵元任在授课中，会用西方现代语言学理论和研究方法来研究中国语言，“最明显者如德法挪威语与中国语之比较、中西对译辞汇、中西对译虚字与公式辞汇等”。
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唐小兵对本报记者表示，在那段岁月中，梁启超、吴宓、陈寅恪等一批转型时代的知识人，可贵之处在于，自身拥有深厚的中国古典学问积累，然后去西方留学，面对西学西法，“既能入乎其内又能出乎其外，不为其形格势禁，往而知返，往而能返。往返之际彰显的恰恰是中国文化滋养、煦育而成的人格的超然、潇洒面相”。
院内风景，精神陪伴
1925年9月，吴宓在发表开学演说中提出，国学院“非为某一校造就师资，乃为中国培养通才硕学”。
当时《研究院章程》里如是写：“本院略仿旧日书院及英国大学制度。研究之法，注重个人自修，教授专任指导。其分组不以学科，而以教授个人为主，期使学员与教授关系异常密切，而学员在此短时期中，于国学根底及治学方法，均能确有所获。”
《研究院章程》规定，教学方式分为“普通演讲”和“专题研究”。普通演讲，为课堂讲授，各教授就自己的专长和治学心得开课，供诸生必修或选修。所谓专题研究，是学员在某教授指导下进行某项课题研究。
在研究院中，王国维教授经学（书、诗、礼）、小学（训诂、古文字学、古韵）、上古史、中国文学；梁启超教授诸子、中国佛学史、宋元明学术史、清代学术史、中国文学；赵元任教授现代方言学、中国音韵学、普通语言学；陈寅恪教授年历学、古代碑志与外族有关系者研究、摩尼教经典回纥译文之研究、佛教经典各种文字译本之比较研究、蒙古和满洲书籍及碑志与历史有关系者之研究；李济教授中国人种考。
根据1926年11月12日《清华周刊》刊载的《梁任公先生在清华研究院茶话会演说辞》，梁启超曾说：“我们觉得校中呆板的教育不能满足我们的要求，想照原来书院的办法——高一点说，参照从前大师讲学的办法——更加以新的教育精神。各教授及我自己所以在此服务，实因感觉从前的办法有输入教育界的必要。”
梁启超在这次演说中强调，觉得当时的学校“只是一个贩卖智识的地方”，“现在的大学都注重在智识方面，却忽略了智识以外之事”，“所谓修养人格锻炼身体，任何一国都不能轻视”。
研究院的教育理念尤其体现在师生关系上。学生与教授之间可以随时切磋问难，砥砺观摩。研究院不定期举行茶话会，师生之间联络情谊，交流心得。
每周六晚上的同乐会，师生会聚在一起讲故事、唱歌、背书、说笑话。有一次赵元任把大家的茶杯收去，调正音调，用茶杯演奏出一首乐曲，四座皆惊。
赵元任还表演过《全国旅行》，从北京“出发”，然后“口头游览”西安、兰州、成都、重庆、昆明、广州、上海，各地方言被赵元任模仿得惟妙惟肖。
唐小兵认为，相较于同一时期的北大，清华国学研究院更强调“作为一个学术共同体”，教师必须跟学员之间有更多的互动，然后有更密切的学术交流。
“在日常生活里面，共建精神生活和学术的共同体，通过言传身教的方式，强调对学生的耳濡目染，进行文化的熏陶和传承。”
赵元任的学生王力于1926年考入研究院，他在《怀念赵元任先生》一文中回忆，同班的32位同学只有他一个人跟赵元任先生学习语言学，因而师生关系特别密切，他还常到赵元任家里。“有时候正碰上他吃午饭，赵师母笑着对我说：‘我们边吃边谈吧，不怕你嘴馋。’有一次我看见元任先生正在弹钢琴，弹的是他自己谱写的歌曲。耳濡目染，我更喜爱元任先生的学问了”。
春风化雨，影响后世
1927年6月2日，王国维自沉于颐和园昆明湖。之后梁启超因病长期不能到校上课。学校本打算再聘其他名师而未果，国学院遂由兴盛走向衰落；1929年7月，清华为了创办与本科教学衔接的多科研究院，最终决定停办国学研究院。
此后，陈寅恪留在清华，担任历史系和中文系合聘教授，直到抗战爆发随西南联大迁往昆明。赵元任于1929年应聘为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研究员兼语言组主任后，继续在清华大学中文系兼职从事“音韵学”教学。
在4年历程中，清华国学研究院前后招考录取新生74人，其中中途退学或未获毕业者4人，其余多数学生为“国学”继往开来做出了自己的贡献。在清华国学研究院最后一届学生毕业时，校长罗家伦曾称赞国学研究院“在中国开风气之先”。
研究院的学术培养，令学子受益终身。
历史学家蓝文徵是陈寅恪的学生，1930年代他在日本留学，有一天在一家餐馆与白鸟库吉等许多日本著名历史学家吃饭，其中一位刚从东北拿回一张中国地契，说是明末的东西，在座者没有异词。蓝文徵却说：“此非明末文件，而是光绪时文件。”他解释说，这纸是清末流行东北的双抄纸，钱的单位用吊，并非明制。白鸟很服气，他问蓝：“你认不认得陈教授？”蓝文徵说：“陈寅恪先生，那是我恩师。”白鸟听后，态度大变，尊敬地向他伸过手来。
蓝文徵在高等院校执教数十年，著有《中国通史》《隋唐五代史》《魏晋南北朝史》等专著。
“春风化雨，润物无声，正是陈寅恪先生培养学生的方式。”唐小兵评价，像陈寅恪这样的导师，是以身教重于言传的方式传递学术创造的精义，中国历史文化与现代学术文化两者融会贯通，转化为其著述行止的一种精神气质。
王力跟随赵元任学习的时间只有短短的一年，但在学术方法上受他的影响很深。王力在回忆文章中写：“后来我在《中国现代语法》自序上说，元任先生在我的研究生论文上所批的‘说有易，说无难’六个字，至今成为我的座右铭。”
王力一生从事语言科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，在语言学方面的专著有40多种，论文近200篇，共约1000万字，其代表作有《中国音韵学》《古代汉语》《中国现代语法》等。
1925年考入清华国学研究院的谢国桢，当时名列榜首，师从梁启超、王国维等先生，此后在明清史、文献学、金石学和汉代社会等领域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业绩。
徐中舒192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，除短期在武汉大学、华西协合大学、燕京大学、中央大学兼课外，终身执教于四川大学；他师从王国维和梁启超，受王国维的影响树立了“新史学”观念，在后来的学术实践中，他将古文字学与民族学、社会学、古典文献学和历史学结合起来，创造性地把王国维开创的“二重证据法”发展成“多重证据法”。
一心投奔王国维门下的戴家祥，生前为华东师范大学教授，在古文字学尤其是金文研究上的学术造诣极高。
清华国学研究院当时的成立，让学人对传统的复兴多了一份期待和希望。国学研究院停办以后，清华的“国学”研究精神还是得到了延续和传承。
王国维纪念碑碑文拓片（局部），拓片现藏于清华大学档案馆。
编者按
“鸦片战争”之后，封闭的国门轰然洞开。1898年5月，维新改革如火如荼，张之洞写《劝学篇》，在其“外篇”中的“设学”一节提出了“旧学为体，新学为用”；1921年梁启超写《清代学术概论》，把张之洞的原话改写成了著名的“中学为体，西学为用”。“五四运动”之后，1922年北京大学成立“国学门”，1925年清华大学成立“国学研究院”。在改革开放蓬勃深入几十年后，“国学热”又一次在全国上下掀起。
我们以上所叙述的“国学路径”表明：现代意义上的“国学”（梁启超和黄遵宪在1902年通信中最先使用），是在东西方文化交汇和冲撞最激烈的时节兴盛起来的，是中国学人面对西方文化时对自己文化的一种学术整理和思想反思；这样的“路径”同时告诉我们：“国学”研究的逻辑起点应该是东西方文化的交汇点和冲撞点，而其研究视野也应该是在东西方文化交汇和冲撞下的全球文化背景。
“清华国学研究院”无疑是其中的一个典型案例，对于今天的国学研究仍然具有借鉴意义。本刊对这个“典型案例”心仪已久，曾经反复策划，多次调焦，最后在报社物色合适记者，又经编辑和记者反复琢磨，精心修改，终于能以此面目奉献给读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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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25年~1929年，中国近代学术史时间轴上的这4年，曾经因“清华国学研究院”的出现，熠熠生辉。研究院坐拥声名显赫的导师—— 梁启超、陈寅恪、王国维、赵元任、李济，输出74名毕业生，之后大多都成为国内文史领域的专家。
在一个转型时代的历史节点，清华国学研究院抓住了清华“改大”的契机，吸纳最顶尖的师资力量，结合中国旧日书院与西方的导师制，以贯通中西的思维教导学生，开辟了一片学术的世外桃源。
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存在很短促，仅仅写下了4年的时间刻度。1925年9月，清华国学研究院开学，1929年6月21日，清华由留美预备学校向独立的完全大学转型，国学研究院结束。之后清华创办与大学本科衔接的多科研究院。
但清华国学研究院4年之生命力不容小觑。它定义了何为“国学”，实现了中西方人文精神与理性精神的完美契合；它培育出的新一代学人，一直为中国思想界持续“供血”。时隔近一个世纪，我们依然愿意反复书写，时时重温。
清华“改大”，国学先行
冯友兰曾总结：“到了20年代，清华学校的人们，在校内自动改制，废除了留美预备学校的旧制，建立正式现代化的大学新制，并且设立了国学研究院，体现了新文化运动的精神：学术第一，讲学自由，兼容并包。”
清华创办国学研究院，直接原因是“改大”，即原本作为留美预备学校的清华学校，要着手筹备改办大学。
1919年五四运动时期，清华师生强烈要求“教育独立”“学术自由”“改良清华”。在校内外舆论压力下，1920年，校长张煜全设立“大学筹备委员会”，“以办中等科之力量经费，改办大学”，1920年起停招中等科一年级新生。
于1922年10月被任命为署理校长的曹云祥，积极推进“改大”。他在《改良清华学校之办法》里表示：“清华不改大学，则落于人后，不得并驾齐驱。”
《清华国学研究院史话》指出，1924年，清华学校校务会议通过了《清华大学之工作及组织纲要》，在筹建大学部的同时，筹备创建研究院，“备清华大学或他校之毕业生，对特种问题为高深之研究”。
与此同时，校内外持续有声音强烈呼吁清华增强国学教育。彼时北京大学已创建研究所国学门，梁启超、胡适等人也明确建议，清华应当开展国学研究。
结合本校情况和国家文教事业需要，清华校务会议多次研讨后，决定研究院先设国学门一科。吴宓在《清华开办研究院之旨趣及经过》里提到，原本清华是打算开设多科研究院，但因为经费问题，只能先办国学一科。
清华国学研究院时间轴自此启动。
1925年2月12日，清华正式委任吴宓为国学研究院筹备处主任，派卫士生佐理研究院筹备事务。
当时，胡适担任“清华大学筹备顾问”，曹云祥向他请教该如何办好研究院国学门，并希望胡适能来担任导师，主持研究院。但胡适表示：“非第一流学者不配做研究院导师，我实在不敢当。你最好请梁任公、王静安、章太炎三位大师，方能把研究院办好。”
1925年2月13日，吴宓拿着校长曹云祥的聘书，来到北京地安门内织染局10号——王国维的住处。作风传统的吴宓，见到王国维，先恭恭敬敬鞠了三个大躬，之后说明来意。王国维后来对吴宓说，其实内心本不愿意到清华任教，见他执礼甚恭，大受感动，才受聘。
10天后，吴宓又马不停蹄赶到天津，拜见梁启超，对方态度是“极乐意前来”。梁启超的三个儿子都是清华学生，他本人亦是清华的“常客”，数次在校演讲，并于1922年起常来清华兼课，担任国学讲师。
而之后受聘的导师赵元任、陈寅恪、李济，则都是吴宓的哈佛大学“朋友圈”中人。尤其是陈寅恪，虽不曾拿到文凭和学位，但其通晓二三十种语言，史学造诣极深，因而得到吴宓和梁启超的鼎力推荐。
冯友兰评价吴宓，他这一生一大贡献就是把王、梁、陈、赵4人请到清华任导师，而吴宓本可以自任院长，却只承认是“执行秘书”，这是极为难得的。
中西通才，世界眼光
上世纪20年代初，围绕“国学书目”，还引发过一场“神仙打架”。
1923年，胡适应《清华周刊》记者的邀请，为即将赴国外留学的清华学生列出“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”。他开出的书目分为“工具”“思想史”“文学史”：工具书包括《世界大事年表》《佛学大辞典》；思想史书目以先秦诸子、佛经、理学为主；文学史书目有78部，“历来被视为俚俗低下的元曲、杂剧、传奇、话本、小说也占据了近一半的篇幅”。
梁启超无情批评胡适开列的书单“文不对题”，且竟然没有史书，“不见《尚书》《史记》《资治通鉴》的踪影”，梁启超认定，“史部书为国学最主要部分”。
如何定义“国学”，如何为学生讲授“国学”，成为清华国学研究院首要确定的核心办学方向。
在《清华开办研究院之宗旨及经过》中，吴宓明确指出：“惟兹所谓国学者，乃指中国学术文化之全体而言。而研究之道，尤注重正确精密之方法，并取材于欧美学者研究东方语言及中国文化之成绩，此又本校研究院之异于国内之研究院学者也。”
由此可见，清华国学研究院所倡导的“国学”教育，不是对“西学”的抵抗，而是让中西文化在此得到充分交流和融合。
现任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的陈来，在《“中国主体世界眼光”——谈清华大学的国学研究》中指出，近代以来，“国学”概念的使用有不同的用法，吴宓的提法代表了当时多数学者的用法。“清华国学研究院对‘国学’和国学研究的理解，始终是把国学作为一种学术、教育的概念。在研究方法上，则特别注重吸取当时世界上欧美等国研究中国文化的成果和方法。”
陈来表示，老清华国学研究院以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为本色，但从一开始就是追求创新和卓越的，“学术追求指向的不是限于传统的学术形态与方法，而是通向新的、近代的、世界性的学术发展”。
清华国学研究院里的导师们，无不是用新的方法、路径去研究传统学问，因而做出很多突破性贡献。
例如王国维认为，中西二学盛则俱盛，衰则俱衰，风气既开，互相推助，“且居今日之世，讲今日之学，未有西学不兴，而中学能兴者；亦未有中学不兴，而西学能兴者”。
陈寅恪授课特点是“广征博引、中西融会”。由于通晓二三十种语言，讲授“西方之东方学之目录学”时，提到某国学者及其著述，陈寅恪甚至会熟练用该国语言来讲述。
赵元任在授课中，会用西方现代语言学理论和研究方法来研究中国语言，“最明显者如德法挪威语与中国语之比较、中西对译辞汇、中西对译虚字与公式辞汇等”。
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唐小兵对本报记者表示，在那段岁月中，梁启超、吴宓、陈寅恪等一批转型时代的知识人，可贵之处在于，自身拥有深厚的中国古典学问积累，然后去西方留学，面对西学西法，“既能入乎其内又能出乎其外，不为其形格势禁，往而知返，往而能返。往返之际彰显的恰恰是中国文化滋养、煦育而成的人格的超然、潇洒面相”。
院内风景，精神陪伴
1925年9月，吴宓在发表开学演说中提出，国学院“非为某一校造就师资，乃为中国培养通才硕学”。
当时《研究院章程》里如是写：“本院略仿旧日书院及英国大学制度。研究之法，注重个人自修，教授专任指导。其分组不以学科，而以教授个人为主，期使学员与教授关系异常密切，而学员在此短时期中，于国学根底及治学方法，均能确有所获。”
《研究院章程》规定，教学方式分为“普通演讲”和“专题研究”。普通演讲，为课堂讲授，各教授就自己的专长和治学心得开课，供诸生必修或选修。所谓专题研究，是学员在某教授指导下进行某项课题研究。
在研究院中，王国维教授经学（书、诗、礼）、小学（训诂、古文字学、古韵）、上古史、中国文学；梁启超教授诸子、中国佛学史、宋元明学术史、清代学术史、中国文学；赵元任教授现代方言学、中国音韵学、普通语言学；陈寅恪教授年历学、古代碑志与外族有关系者研究、摩尼教经典回纥译文之研究、佛教经典各种文字译本之比较研究、蒙古和满洲书籍及碑志与历史有关系者之研究；李济教授中国人种考。
根据1926年11月12日《清华周刊》刊载的《梁任公先生在清华研究院茶话会演说辞》，梁启超曾说：“我们觉得校中呆板的教育不能满足我们的要求，想照原来书院的办法——高一点说，参照从前大师讲学的办法——更加以新的教育精神。各教授及我自己所以在此服务，实因感觉从前的办法有输入教育界的必要。”
梁启超在这次演说中强调，觉得当时的学校“只是一个贩卖智识的地方”，“现在的大学都注重在智识方面，却忽略了智识以外之事”，“所谓修养人格锻炼身体，任何一国都不能轻视”。
研究院的教育理念尤其体现在师生关系上。学生与教授之间可以随时切磋问难，砥砺观摩。研究院不定期举行茶话会，师生之间联络情谊，交流心得。
每周六晚上的同乐会，师生会聚在一起讲故事、唱歌、背书、说笑话。有一次赵元任把大家的茶杯收去，调正音调，用茶杯演奏出一首乐曲，四座皆惊。
赵元任还表演过《全国旅行》，从北京“出发”，然后“口头游览”西安、兰州、成都、重庆、昆明、广州、上海，各地方言被赵元任模仿得惟妙惟肖。
唐小兵认为，相较于同一时期的北大，清华国学研究院更强调“作为一个学术共同体”，教师必须跟学员之间有更多的互动，然后有更密切的学术交流。
“在日常生活里面，共建精神生活和学术的共同体，通过言传身教的方式，强调对学生的耳濡目染，进行文化的熏陶和传承。”
赵元任的学生王力于1926年考入研究院，他在《怀念赵元任先生》一文中回忆，同班的32位同学只有他一个人跟赵元任先生学习语言学，因而师生关系特别密切，他还常到赵元任家里。“有时候正碰上他吃午饭，赵师母笑着对我说：‘我们边吃边谈吧，不怕你嘴馋。’有一次我看见元任先生正在弹钢琴，弹的是他自己谱写的歌曲。耳濡目染，我更喜爱元任先生的学问了”。
春风化雨，影响后世
1927年6月2日，王国维自沉于颐和园昆明湖。之后梁启超因病长期不能到校上课。学校本打算再聘其他名师而未果，国学院遂由兴盛走向衰落；1929年7月，清华为了创办与本科教学衔接的多科研究院，最终决定停办国学研究院。
此后，陈寅恪留在清华，担任历史系和中文系合聘教授，直到抗战爆发随西南联大迁往昆明。赵元任于1929年应聘为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研究员兼语言组主任后，继续在清华大学中文系兼职从事“音韵学”教学。
在4年历程中，清华国学研究院前后招考录取新生74人，其中中途退学或未获毕业者4人，其余多数学生为“国学”继往开来做出了自己的贡献。在清华国学研究院最后一届学生毕业时，校长罗家伦曾称赞国学研究院“在中国开风气之先”。
研究院的学术培养，令学子受益终身。
历史学家蓝文徵是陈寅恪的学生，1930年代他在日本留学，有一天在一家餐馆与白鸟库吉等许多日本著名历史学家吃饭，其中一位刚从东北拿回一张中国地契，说是明末的东西，在座者没有异词。蓝文徵却说：“此非明末文件，而是光绪时文件。”他解释说，这纸是清末流行东北的双抄纸，钱的单位用吊，并非明制。白鸟很服气，他问蓝：“你认不认得陈教授？”蓝文徵说：“陈寅恪先生，那是我恩师。”白鸟听后，态度大变，尊敬地向他伸过手来。
蓝文徵在高等院校执教数十年，著有《中国通史》《隋唐五代史》《魏晋南北朝史》等专著。
“春风化雨，润物无声，正是陈寅恪先生培养学生的方式。”唐小兵评价，像陈寅恪这样的导师，是以身教重于言传的方式传递学术创造的精义，中国历史文化与现代学术文化两者融会贯通，转化为其著述行止的一种精神气质。
王力跟随赵元任学习的时间只有短短的一年，但在学术方法上受他的影响很深。王力在回忆文章中写：“后来我在《中国现代语法》自序上说，元任先生在我的研究生论文上所批的‘说有易，说无难’六个字，至今成为我的座右铭。”
王力一生从事语言科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，在语言学方面的专著有40多种，论文近200篇，共约1000万字，其代表作有《中国音韵学》《古代汉语》《中国现代语法》等。
1925年考入清华国学研究院的谢国桢，当时名列榜首，师从梁启超、王国维等先生，此后在明清史、文献学、金石学和汉代社会等领域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业绩。
徐中舒192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，除短期在武汉大学、华西协合大学、燕京大学、中央大学兼课外，终身执教于四川大学；他师从王国维和梁启超，受王国维的影响树立了“新史学”观念，在后来的学术实践中，他将古文字学与民族学、社会学、古典文献学和历史学结合起来，创造性地把王国维开创的“二重证据法”发展成“多重证据法”。
一心投奔王国维门下的戴家祥，生前为华东师范大学教授，在古文字学尤其是金文研究上的学术造诣极高。
清华国学研究院当时的成立，让学人对传统的复兴多了一份期待和希望。国学研究院停办以后，清华的“国学”研究精神还是得到了延续和传承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