国学大师陈寅恪，曾在西南联大课堂上，这样说：

“前人讲过的，我不讲；

近日讲过的，我不讲；

外国人讲过的，我不讲；

我自己过去讲过的，我不讲。

现在，只讲未曾讲过的。”

陈寅恪真霸气，可这么霸气的他，却对一个人推崇备至。他说，“几若无涯岸之可望，辙迹之可寻。”

这个人就是王国维。

王国维一生著作颇多，仅三本足以傲视整个学术界：

《殷墟书契考释》的发表，将中国历史向前推进1000年；

《流沙坠简考释》被鲁迅称为真正研究国学的书；

《古史新证》中的“二重证据法”，成为了二十世纪考古学与考据学的重大革新。

郭沫若这样评价王国维：

“留给我们的是他知识的产物，那好像一座崔嵬的楼阁，在几千年的旧学城垒上，灿然放出了一段异样的光辉”。

然而这样一位，学贯中西、博学多才的王国维，却在人生巅峰时期，选择自沉湖底。他的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呢？

1877年12月3日，在钱塘江边上的一座宅院中，王国维呱呱坠地，声音不算响亮，但却在不久的未来，发出中国最震耳欲聋的声音。

7岁时，王国维开始接受启蒙教育，并在父亲王乃誉的指导下博览群书，涉猎了传统文化的许多领域，逐步形成了读书的志向和兴趣。

15岁时，王国维考取秀才之名，与陈守谦、叶宜春、诸嘉猷被誉为“海宁四才子”。

王父对王国维寄以厚望，希望他走仕途，重振家族荣耀。不料向来遁规蹈矩的王国维，突然“叛逆”起来。

王国维的“叛逆”之路，要从前四史说起。他在《三十自序》中说，“16岁见友人读《汉书》而悦之，乃以幼时积蓄之钱，购前四史于杭州，是为平生读书之始。”

王国维发现，相较时文绳墨，他更偏爱文史典籍。王父才不管王国维的喜好，催促他去赶考。而，他在秋闱考试中交了白卷。

志不在科举，不能正面与父亲硬刚，王国维只好曲线救国，故意落榜。

他将大部分的精力花在了文史研究上面，到了科举的日子，王国维干脆没有进场。恰逢这次考试出现了舞弊案，算是对父亲有个交待。

这场舞弊案，让王国维彻底放弃科举。他认为这样的选拔环境，很难选出栋梁之才，无法救国救民。

时逢大量西方文化输入中国，王国维产生了追求新学的强烈愿望。他想，也许先进的西学能带来新启发。

王国维渴望留洋，学习新学，无奈家贫。他便决定去西学最发达的上海，近距离感受新学的魅力。

王国维的“叛逆”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，开启了人生新的征途。

侨居日本京都5年的王国维，心念故园，兼之不愿拖累罗振玉，决定举家回国。他先将家小送回国，独留长子在身侧。

1916年2月7日，王国维与长子王潜明从长崎港登船回国。在海上颠簸3天，又遇上大风浪，俩父子晕船晕得起不来床。

身体不能动，脑袋能思考。王国维躺在客舱的床上，思考未解读出来的甲骨文字。废寝忘食地思考，终于在抵达中国近海时，他成功解读出三个甲骨文字。

兴奋的他，忘记了身体的不适，爬起来向罗振玉分享。

王国维在日本的这5年，都是与罗振玉一起研究中国传统文化。在甲骨文、简牍学、敦煌学上有所建树，并发表了大量的学术著作。

早年的王国维放弃科举，一心求西学，却为何转向了古史研究，看重传统文化呢？这要从他到上海谋生说起。

1898年正月，21岁的王国维来到上海，入《时务报》馆，成了一名校对，兼门房。

在报馆工作时，王国维结识了对他有知遇之恩的罗振玉。彼时罗振玉已是知名学者，在上海开办了《东文学舍》。

某天，罗振玉看到王国维的《咏史诗》：

“千秋壮观君知否，黑海西头望大秦。”

罗振玉觉得这人气魄非凡，定非凡品，起了结识，提携之心。

1900年，王国维在罗振玉的资助下留学日本。他还让王国维在其主办的《教育世界》上发表大量的学术性文章。

彼时的王国维，醉心叔本华、康德、尼采等哲学思想，研究得有些走火入魔。这时，罗振玉给了他当头棒喝。

罗振玉劝王国维说，“尼采诸家学说，贱仁义、薄谦逊、非节制，欲创新文化以代旧文化，则流弊滋多。”

西方文化发源于西方的土壤，有着西方的习俗，如果照搬到东方的土壤上，恐会水土不服。

一个国家文化亡，则国亡，天下亡。想明白这一切的王国维顿悟了，他找到了自己的路。

王国维决心振兴中国传统文化，让其代代流传。从此，他在这条路上一去不返。能让文化流传的途径唯有书籍和教育。

时间就转到了他侨居日本的时光，这5年里，除了开头提到影响后世的著作，他还开创了甲骨学中用断痕相接的先例，后世叫“甲骨辍合”。

1925年受聘清华国学研究院后，主讲史学，将自己毕生的研究倾囊相授。桃李门生、私塾弟子遍布中国史学界。

在清末民初的年代里，西方世界代表着先进、自由，所有人都向西方看齐。而，王国维一路逆行，企图文化救国，向世人展示东方文化的魅力。

1923年，在罗振玉的运作下，钦点王国维成为“南书房行走”，以秀才之名，陪天子读书。

“南书房行走”号称帝师，历来非进士、翰林以上学问渊博之人不得为任。而王国维一介布衣，与杨钟羲、景方昶、温肃三人同时入南书房工作。

这是莫大的荣誉，而，王国维却如坐针毡，惶惶不可终日。看不见溥仪，在诺大皇宫无所事事，他感到很不安。

王国维给溥仪上折，恳请他将紫禁城改成博物馆向世人开放。其目的是让世人看到中国文化的灿烂，成为世界文化的一部分。当发生危害后，世界会保护它。

溥仪不予理会，他将故宫的一切，视为私产和祖产。

一折未果，王国维又上一折，向溥仪陈述西学西政的危害和弊端。

他认为弱肉强食的西学西政，必会被东方文明道德所取代。国家的长治久安，还是要依靠周公、孔子思想。

而，溥仪却认为外来都是好的，中国除了帝制，什么都不好。

王国维的建议石沉大海，他只好在景阳宫读书、校正书籍度日。

1924年11月，冯玉祥派兵威逼溥仪出紫禁城，溥仪被迫登上了前往天津的车驾。

王国维也夹杂其中，这一天，他结束了“南书房行走”的日子。被人用枪赶出来，这让王国维从内心感到了屈辱，如鲠在喉。

1926年春夏，冯玉祥的西北军加入国民革命军，命其部下开进河北。北伐的脚步逼近北京，北京城内风声鹤唳，人人自危。

文化名人李大钊在北京被凌辱致死，而，学者叶德辉因留有辫子，被冠以“前清遗老”的罪名杀害。他们的死让王国维感到了悲凉与恐惧。

1927年6月1日，王国维的学生姜亮夫来访。王国维问姜亮夫，对他留辫子怎么看。姜亮夫说还是顺应时局的好，又说了些宽慰的话，让他宽心。

王国维却说：“我总不想再受辱，我受不得一点辱。”

一生坚守的文化，被人弃如敝履。本想多读书、多教点学生，可时代却不允许。

文化一旦消亡，国还能为之国吗？王国维绝望于文化的式微，更绝望于自己的无能为力。

1927年6月2日，王国维与平常无异，吃完早饭来到校园，照常处理完公务后，向同事借2元钱。因王国维平时没有带钱的习惯，大家对他借钱，习以为常。

王国维拦了辆车前往颐和园，来到昆明湖鱼藻轩。他坐在一旁的石阶上，静静地抽了一支烟，扔掉烟头后，纵身跳入湖中。

湖水不深，落水后，王国维很快被救起。救起时，他的衣衫还没有完全湿透，口鼻全是淤泥。

检验官从王国维的口袋中发现他的遗书，上面写着：“五十之年，只欠一死，经此世变，义无再辱。”短短16个字，别无他言。

王国维的死震惊世界，引人热议。他的死显得神秘莫测，成了一段谜案。

对于王国维的死因，最接近真相的莫过于好友陈寅恪的推断。他说王国维是为文化而殉道。

1929年，陈寅恪为王国维撰写碑文时写道：

“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，

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，

惟此独立之精神，自由之思想，

历千万祀而与天壤同久，共三光而永远。”

当一种文化衰落时，文人必因文化的式微而感到痛苦。爱得越深，痛得越深，当无力承受时，唯有一死，只求心安。

王国维的这一生，唯陈寅恪读懂了他的绝望与悲凉，理解他的选择。

王国维不喜政治，只谈学问；不喜交际，只专研究。他将满腔的热情倾注于文化上面，希望中国的传统文化发扬光大，并得到传承。然而，这一跳，终结一切。

此后经年，大师难觅。一颗学术之星就此陨落，令人惋惜。

在经济日益发达的今日，浮躁成为了主旋律，这种浮躁甚至波及到了文化界。

知识分子逐渐划分成两个阵营，一个是市场化，一个是犬儒化，像王国维这样纯粹的学者已经不多了。

泰戈尔有句名诗：“天空没有留下鸟的痕迹，但我已飞过。”

王国维如同这飞鸟，掠过天际，留下传说。